中国目前存在的养老压力失衡的局面将为经济社会发展蒙上阴影。中国目前约有1亿的人口在跨省流动，其中九成以上是劳动力适龄人口。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差异，使得人口净流入地和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差异较大，给就业、养老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中国，随着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问题正快速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人口迁移与社会流动等同度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保障程度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养老问题将会越来越直接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制肘作用。而使得养老问题成为眼下突出问题的时代性背景，则是中国最近30余年的经济发展不仅解构了旧有的社会组合方式，更解构了大部分乡村的家庭结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出现，也正是这种解构的可见后果。
上述社会变迁，让千百年来以家庭为单位承担的养老保险功能迅速弱化乃至消失。加之最近40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对应的育龄代际人口，恰为生育高峰人口，这样就造成了庞大数量的人口的家庭都只有一个（部分农村为两个）后代的局面。所以，即使不发生如上所述的较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传统（与计划经济体制契合度较高）以家庭为单位承担养老保险的功能也在式微当中。这种养老压力，在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情况下出现的失衡局面，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不仅波及养老问题，也同样波及到劳动力市场供给、社会秩序及稳定，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影响。
可以想象，如果老有所养的局面不能形成，或者不能普遍形成，那么，老无所养的地方，尤其是乡村地区和青壮劳动力净流出的地方，伴随着社会结构坍塌的将是社会失序。并且，老无所养局面也将对应数量众多的个人或家庭的道德悲剧和人伦悲剧，其对家庭结构和社会价值将形成巨大的破坏作用。
据报道，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为8587万，约占总人口的38.8%。而有研究学者认为，跨省流动人口正在持续增加中，2014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数量估计达9830万人。大量劳动年龄人口的迁移流动直接影响了各个省市的老龄化程度。广东、上海、浙江、北京、江苏等人口净流入地的老龄化程度因此减轻，同时河南、四川、安徽、贵州等人口净流出地的老龄化程度加剧。
劳动力迁移带来的问题正在于，其流入和流出的差异导致了目前养老保险的不公平：经济越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就越能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劳动力流入，由此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更多，缩小了老龄人口的比例，养老压力相对更低；而经济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就会有更多劳动力流出，由此形成缴纳养老保险的人数减少，老年抚养比更高，养老压力更大。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并不是无条件接纳劳动力，而是为劳动力市场设置了诸多准入门槛。这些门槛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本人的生存尚有问题，根本无力考虑带来家庭或组成家庭的问题。因此，中国目前劳动力迁移的特点，就是其中绝大部分人口流动，都只是劳动力身体的位移，而非社会流动意义上的身份变迁。这种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身体位移，造成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人口的上一代或上二、三代老年人口不得不留守农村的困境。解决这个几乎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困境，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