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不幸沉没的“东方之星”客船上，400多名乘客中多数为老年旅游团成员。5月25日河南鲁山县一家养老院发生火灾，造成38位老人死亡。老年人接连遭遇不幸，再度引起人们对中国日益显著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注。
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
老人多了，人口结构改变
—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超4亿，每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自打上大学后，刘源就离开了福建龙岩老家，如今他在北京已经工作两三个年头。“我姐姐和我的情况一样，我们两个人都在北京工作，平时工作很忙。”刘源说。尽管如此，刘源仍是经常给家里打电话。“父母都退休在老家，放心不下，我们还没有条件把父母接到北京来。我又没法回家，只能隔三差五给他们打打电话，和他们聊聊天，给他们解解闷。”
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杨波，也面临类似的情况，“我和老婆在天津这边打工，孩子在山西农村老家由父母照顾着。天津离家比较远，回去一次又贵又麻烦，所以一年我和老婆也就回去一两趟，平时会给家里寄一些生活费。父母现在身子骨都还硬朗，孩子放在家里也放心。”杨波告诉记者。
刘源、杨波的状况，与很多家庭类似。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空巢”老人，也就是子女离家后的老年人，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刘源的父母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老年人口规模日益增加。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届时每3人中就会有一个老年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说。
卫计委家庭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这么几个特点：老年人口增长快、规模大;高龄、失能老人增长快，社会负担重;农村老龄问题突出;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独居化加速。”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出生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等原因而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的特定社会发展过程。根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时，通常认为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
宋健表示，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死亡率的持续稳定下降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使大多数人能够存活到老年甚至是高龄;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使生育率不断下降。这两个因素均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促进人口老龄化。
“目前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与中国人口的发展特点有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到21世纪正在陆续进入老年阶段，成为现在和未来几十年的老年人口主力。” 宋健说。
老龄化，我国面临更严峻挑战
—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是经济转型和城镇化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宋健说，患病和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特殊生理和医疗需求，会加大医疗支出，加重家庭养老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此外，人口老龄化改变了代际利益分配格局，会加剧代际冲突和社会矛盾，也会引发老年人的权益受损。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养老服务业、旅游业、老年教育业及社会管理等领域，若加以适当的引导利用，会产生正面影响，推动其发展和创新。
“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是经济转型和城镇化，因而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宋健说，一方面，经济转型使单位制解体，曾经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养老资源更多依赖家庭成员和政府，对于在单位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而言，会有明显的失落感和被遗弃感。经济转型同时加大了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和工作压力，工作和家庭兼顾已属不易，更不用说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老人。甚至有些年轻人经济拮据，不得已需要“啃老”生存，更是颠倒了正常的代际经济流动方向。
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往城市，农村老年人更多“留守”家乡，不仅失去了子女的陪伴和照料，而且还要承担起繁重的农业和家务劳动，甚至需要同时成为孙辈的监护者和照料者。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背景下，养老、照料、医疗等资源的不足使农村老龄问题更为突出，特别是养老保障和医疗问题亟待解决，贫困农村地区情况更加严重。
卫计委家庭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环境，家庭养老依然是老年人生活安排的主要形式。但在我国的老年人社会政策体系中，缺乏对有老年人的家庭的支持，更缺乏直接为老年人和赡养老年人的家庭成员提供支持的政策。”
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
—发展社会养老、支持家庭养老，同步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
“现在我爸妈身子骨还好，能照顾自己。再过些年，各种病会慢慢找过来。我想把他们接来北京住。”刘源说，父母也有他们的想法，他们不想来北京，希望去养老院。现在，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难进得很;私立养老院的价格又高得离谱，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希望国家在养老服务、社会保障这方面能够加大投入。
“最近，老家镇子上建了一家养老院，村里不少老人都住进去了，听人说，那里设施很齐全，厨房餐厅、棋牌室，这些都有，老人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杨波告诉记者，以后父母如果愿意的话，也让他们住进去，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和老婆回去照顾他们。
“就目前的社会条件而言，政府不仅需要大力发展机构养老等社会养老方式，来补充家庭养老的不足，更要注重对家庭养老的直接支持，通过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安排来加强家庭的养老功能。” 卫计委家庭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说。
“首先应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采用积极老龄化战略，在全社会增强人们对于老龄化的认识。”宋健说，每个个体有责任有必要在年轻时积累健康、人脉、资源和财富，以应对老年时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每个老年人要积极参与家庭和社会生活，保持乐观健康心态。其次，应制定有利的税收、住房、照护等相关政策，保障家庭成员有能力、有意愿赡养老年人，使老年人在居家养老的基础上尽享天伦之乐。据了解，卫计委将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努力建立以社区为依托，预防保健、医疗救治、康复护理并重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人口老龄化不等于社会老化。”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认为。中国正在由投资拉动型经济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一般认为，老年人消费能力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但是杨燕绥表示，随着经济发展，现在的老年人以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老年人，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当70、80、90人群多起来，50、60人群即是年轻的老人。这部分比较年轻的老人完全可以参与到老龄人口资产结构改善中来，提高其购买能力。届时，老龄人口就不是负担，而是推动银发经济的动力，并逐步形成老龄人口红利，包括人力资本投入、消费、投资等。
“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抓紧时间做准备。”她认为，我国应加快培育老龄人口的养老资产，包括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二元结构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障和补充健康保险、老年房产和其他资产;还应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包括代际转移支付、劳动经营和财产性收入等;此外还要采取措施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力，包括中年养老理财和子女为老人购买服务，促进养老服务体系、老龄产业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