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8日，四川荣县，失独老人黄国强夫妇时常在晚饭后散步，以此打发时间。 资料图
我国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合了当时的国情，如今我们亟需做的是完善保障制度
政府应当做的是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是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与这九年里的每个早晨一样，吴敏安静地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擦拭着一双棕色皮鞋。
3米外的老式电视机开着，正在播出的综艺节目里偶尔传来一阵笑声，她瞥上一眼，附和般地拉一拉嘴角的肌肉，但大多时候，她只盯着鞋面，如泥塑般无动于衷。
鞋面已经褪色严重，她心疼地抚一抚，放回了鞋架里。“这是楠楠在离开前的那个母亲节里，送我的礼物。女儿走后，我再也没穿过。”
2008年，吴敏26岁的独女楠楠被一场疾病夺走生命。从此，她便成了中国百万失独家庭中的一员。
所谓“失独家庭”，是指在独生子女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不能再生育或不愿意收养子女的家庭。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推行30余年后，由于各种外界因素，导致第一批执行这一政策又不幸失去子女的家庭开始出现。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步入晚年，无法再次生育，“失独”群体日益壮大。
根据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如今全国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已经超100万，并以每年新增7.6万的速度持续增长着。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生活起居、大病医治、养老保障、丧葬善后等问题，成为失独老人心头一块沉重得卸不掉的石头。特殊晚年该如何安度？这一社会问题近年来开始被人们关注。
“虽然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但还不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表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很多独生子女夭亡父母普遍担忧的残酷现实。“失独家庭的养老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留下来的尾巴，需要妥善解决。”
失去孩子那天起，他们的人生就已走完了
对于已经62岁的吴敏和丈夫刘立而言，从失去女儿楠楠的那一天，他们的人生就已经“走完了”。
楠楠1982年出生于北京。大学毕业后，为了上、下班方便，她选择离家和同事租住在一间离单位不远的公寓里。
噩梦来得很突然。2008年的一个夏夜，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了刚刚入睡的吴敏。“是楠楠的室友打来的，说是女儿突发心脏病，正在抢救。”
夫妻俩踉踉跄跄地赶往医院，但女儿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病房里。
病情在随后几天失去控制，吴敏和丈夫却始终不肯放弃。“就觉得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个家庭。半年后的冬天，这个未满30岁的姑娘还是在父母的哀泣中离开了。
这年，刘立54岁，吴敏53岁。
中年丧女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自那以后，吴敏变得沉默寡言，几乎斩断了和从前生活圈子间的所有来往。
她拒绝上街，因为走在大街上，“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像自己的孩子。”
她也不愿见人，因为“总有怕街坊邻居谈论孩子。”吴敏回忆道，在女儿最初离开的一年半时间里，除了偶尔出门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外，她几乎24小时地把自己锁在女儿曾经的卧室里。
卧室始终保持着原貌。女儿用过的桌椅、衣服、书本和照片，她每天都要擦拭5、6遍。
今年4月，一本26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在北京发布。作者韩生学12年间，走访了上百个失独家庭。
在他访问的这些家庭中，有90%的父母都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留住”自己的孩子——
一位母亲把女儿生前的照片印在贴身的项链吊坠上，时刻戴在胸前；
一对夫妻每天都会在家中女儿的书桌上，摆上两瓶冰红茶，因为女儿生前最爱喝冰红茶；
一位老父亲将儿子吃剩的小半个馒头封存在保鲜膜里，保鲜膜外，一张字迹已经模糊的小纸条上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孩子突然走了，在他们眼里，与孩子有关联的一切东西，都是鲜活的生命，能呼吸，会说话。”韩生学感叹。
为了填补空洞的时间，网络也一度成为这些“失独父母”寄托感情的出口。
“在网上，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也没有人过问我们的过往。”吴敏夫妻甚至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许多“同病相怜”的家庭。
“在北京的几家时不时聚一聚，相互倾诉一下，抱团取取暖。”吴敏说，每次聊天，她们都会以“某某妈妈或爸爸”相称，很少提及姓名。“这么称呼彼此的时候，就感觉孩子还在。” 小君妈妈有时会很羡慕吴敏，“楠楠是因病离开的，好歹陪着走完了最后一程。”
2011年，28岁的小君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没有留下一句话。
从那以后，小君父母最害怕的就是“过节。”“过节无非就是各种聚会，各种团圆。孩子没了，还有什么团圆……”
有时为了“躲节”，小君父母会离开北京出门旅游。
但每次离家或返回，小君妈妈都会习惯地对着儿子已经空荡荡的房间打声招呼。
“儿子，我和你爸出去玩儿啦！” 房间空荡，整洁，一尘不染。
“儿子，我们回来啦！”
房间依然空荡，整洁，一尘不染。像6年前小伙子离开时一样。
经济窘迫、病痛折磨，无儿女赡养的老年
心灵伤痛藏于灵魂深处，更多看得到的困难，则来自于现实生活。
韩生学曾经探访过一位湖南的“失独”母亲。在“失独”聊天群消失了两天后被人发现时，她已经倒在了家门口的过道里。
“当时手臂直伸，距离门锁只有一只手的距离”。韩生学说，被送到医院后，医生发现这个母亲的阑尾已经化脓，腹腔积满体液，“再迟一些，就会有生命危险”。
根据公开数据，我国9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程度不一的疾病。其中，超过一半人有高血压、心脏病、脑梗等高危慢性病随时发作的风险，还有15%的人不得不忍受着癌症、瘫痪等严重疾病的折磨。
“人一老，病就多，没有了依靠，更病不起啊。”由于冠心病，今年67岁的李怡每天要打两针血栓通，“但医院打太贵了，要20多块钱。我自己在药店买，再去私人诊所打，10块钱就下来了。”
老伴儿早亡的她，依靠一个煎饼摊独自将儿子抚养长大。但4年前，一场意外又夺去了儿子的生命。
“老无所依，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了……”尽管已过耳顺之年，但为了维持生计，李怡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继续推着煎饼小车讨生活。“我不怕死，就是怕老，怕病，因为连个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李怡记得，自己有一次心脏难受得厉害，为了省下急救车钱，她只能一个人咬牙下楼、坐公交去医院。而进了医院后，挂号、缴费、取药……一连串的手续都只能自己完成。
她至今记得，彼时大夫顺口的一句：“家属呢？”曾让自己泣不成声。
李怡的遭遇也正是中国失独家庭命运的缩影。对于没有儿女赡养的失独家庭来说，养老意味着一场节衣缩食的考验。
“我现在最愁的就是等我迈不动步了、起不来床的时候怎么办？”从今年开入秋开始起，吴敏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有时候去买菜的路上都要停下来喘上好几次，做饭不是忘了关火就是忘了放盐。”
她也曾和丈夫商量，两人搬去养老院生活。可退休金有限，“我们俩加一起才刚过3000块，加上政府的补助，只能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养老院。”
尽管2013年年底，卫计委发布的《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已经明确提出，对60周岁及以上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特别是其中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要优先安排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但实际上，在联系了七八家养老院后，吴敏夫妇均因没有“担保人”签字，无法完成规定的入院手续，被婉言拒绝了。
“我们不会拒绝失独老人入住，但目前院里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法治周末记者询问的几家养老院中，一家小型养老院因为顾虑并不愿接收失独老人，而知名度高的养老院虽可接收，却一床难求。
北京首个专门接收失独老人养老机构已启动
去年7月13日，北京首个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养老机构——北京市第五社会福利院正式启动失独老人登记入住报名工作。目前，该福利院已接收自理老人47位，半自理老人13位。
为了缓解失独老人的孤独心理，福利院在照顾老人日常起居之余，还开设了园艺小组和手工小组，教老人学习台球，使用智能手机……
未来几年，福利院也会将把工作集中在失独老人心理康复上。
“之所以选定第五社会福利院作为专门接收失独老人的养老机构，主要考虑没有子女，如果和其他老人混住的话，怕产生精神上不适的情况。”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
事实上，在此之前，如何对失独家庭进行扶助，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早在2007年，针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政策——《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便已印发。
《方案》明确的扶助方式，以发放扶助金为主，其具体补助标准为：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解决失独者养老问题的原则是，在提高整个社会养老水平的基础上，给予失独家庭一定的特殊照顾。也就是以普惠为基础，以特惠为补充。”宋健解释道。
而十年来，各地发放扶助金的数额也在持续增长。
2013年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委再次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提高了特别扶助金标准，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的分别按照城镇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和农村每人每月150元、170元的标准进行扶助，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截至2014年，全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有77万。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是47万人。除扶助金外，针对失独家庭的其他养老扶助政策也开始了向前探索的步伐。
据宋健介绍，开通失独者医疗绿色通道、社区人力救助和照护等也在逐步实施。“北京已经设立了相关的担保机构，可以为失独老人入住养老院、住院等提供担保。”
扶助政策应强调个性化，忌“撒花椒面”帮扶
但前路还长。
与北京市第五福利院的50余个床位相对的，是北京市计生委披露的3900个失独家庭涉及的7746个失独老人。
而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老人”中，几乎所有人都不愿住进普通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可惜现在国内只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北京一家，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韩生学很无奈。
为此，一些失独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来拯救这些阴影里的家庭。
然而，由于缺少专业社工和机构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
此外，在宋健看来，目前我国对于失独老人的帮扶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失独老人作为整体看待，而忽略了个体之间的需求差异。”
“有的人经济条件优越，有的人则糊口都难；有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强，有的人则心理脆弱。因此，无差异的、‘撒胡椒面’式的扶助方式可能带来没少花钱，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局面。”宋健说，中国正步入老龄社会，养老资源紧张。“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强调扶助政策的个性化。”
要做到这一点，建立失独老人信息数据库，详细记录他们的信息和需求必不可少。
“每位老人需要什么，应该提供经济帮助还是心理慰藉，数据库中都会一目了然。”宋健解释道，需求的透明化，有利于失独群体从商业市场获取多样服务。
“我国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结合了当时的国情，主要是为了使人口发展与经济水平相适应，如今我们亟需做的是完善保障制度。”他提出，不论是对于失独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政府应当做的是建立良好的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在人们因为政策限制或是面临生育选择时，没有后顾之忧。”
“失独老人的晚年在何处安置，是摆在全社会面前一个沉甸甸的问号。”宋健直言，“我们需要以社会各界的力量来解决他们老难所养、老难所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的四难问题。”
相比大政策，吴敏的心愿小得多。
楠楠的墓地在昌平一家陵园幽静的山坡上，墓碑刻着一家三口的名字。
吴敏说，她希望在夫妻两人过世后，可以有人将他们一家三口的骨灰埋在一起。就像碑体右上角的五个小字一样，“永远在一起”。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吴敏”、“刘立”、“李怡”等失独老人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