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辽宁省率先鼓励生育，引起多方关注。伴随着老龄化日趋严重，未来如何养老成为悬在普通大众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他表示辽宁省因为老龄化水平高，生育率低，加上大量的年轻人口迁移到外地，养老金处于空转，因此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鼓励生育。另外，除了东北三省，四川、湖南、重庆等地因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出，老龄化在省际层面上也相对更严重。
在提到深圳的时候，他表示，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吸纳了全国各地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结构相对比较年轻，但是深圳的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是无法复制的。他还认为，未来中国很难通过移民来实现区域间的平衡。
在他看来，生育率低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经济原因，比如，抚养孩子的成本高；第二是观念的改变，80后、90后以及未来00后等生育主体没有多子多女的观念，而且他们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另外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逐渐在中国弱化，父辈观念也相应改变都进一步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观。
陆杰华称，中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的是慢备快老和富而过老，因此应对老龄化成为一个新的国情，需要新的国策来应对。他认为，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注意六个方面，第一，注意解决老龄化规划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第二，关注老年人真正的需求；第三，关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养老差距；第四，二孩难以改变中国的抚养比，可以适当的延迟退休。第五，强调家庭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第六，成立老龄工作部，改变退休老人组织的无序状态。
最后，他强调，未来养老模式是多元化的，政府为养老兜底，家庭还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
记者：怎么看待辽宁省出台的政策？
陆杰华：首先，辽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生育率排在全国倒数；第二，近几年流动、迁居到外地的年轻的人口数量不断的增多；第三，辽宁省退休的人太多，就业的人口在减少，养老金可能处于空转状态。另外，这两年二孩政策的执行，并没有带动生育率的上升，这是辽宁出台政策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综合考虑，辽宁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省。
记者：辽宁省率先鼓励生育是否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趋势？
陆杰华：黑龙江和吉林的情况可能接近辽宁，全国除了东北三省，四川、湖南、重庆等省也面临着类似状况，大量的青年劳动力流出，整个的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老龄化相对严重。
记者：鼓励老年人创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陆杰华：现在从规划中，并没有看出有具体的举措来支持老年人的就业，包括社会参与。整体来看，老年人适当的延迟就业，从社会经济上，对整个人口红利的发展和缓解养老有很大帮助；从个体上，会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率，影响老人的认知水平。
另外，目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延长，但是退休制度是按照几十年以前的寿命水平安排的，已经形成一种固化，应该做适当的改革。退休制度是一个比较刚性的制度，应当加快推进退休制度的改革，适当延长工作年限，这对老年人就业有一定帮助。
记者：老龄化带给我们哪些挑战？
陆杰华：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2035年，中国将面临慢备快老，也就是说准备的很慢，老龄化的速度却会很快。2035-2050年，中国将是富而过老，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1/3的人口都是老年人。
所以应对老龄化成为一个新的国情，需要新的国策来应对。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有以下六大矛盾：
第一，老龄化的长期性与政府换届的矛盾。老龄化加速度发展尽管在中央形成了理念，但解决老龄化需要十几二十年，乃至几十年的长周期积累出的制度安排，但是我国的政府是五年一届，如何真正在大的视野上去解决未来的问题，这是需要改变的。
第二，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我们过多的关注供给，建了很多养老机构、养老驿站，但是却忽略了老年人的需求。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养老机构大都设在六环之外，但老年人基本都在核心区居住。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老年人一定要在熟悉的环境下养老，而不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养老。
第三，城乡之间，东部与中西部的养老服务体系差异显著。我们过多的关注东部城市地区，可是按照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的老龄化最快的不是北京、上海等地区，而是重庆、四川、辽宁等地区。
第四，就业和退休的矛盾。我个人觉得二孩难以改变中国的抚养比，因为2050年的老年人已经出生出来了，所以不可能改变这种变化。
第五，家庭养老功能责任和家庭弱化的矛盾，要强调家庭是养老第一责任人。另外，还面临独居空巢和老年边缘化等问题。2.4亿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第六，群体管理，现在我国是2.4亿老年人，到2050年老年人差不多达到5亿人。按现有老龄委的管理方式是满足不了的，我想未来可能会成立老龄工作部，来解决退休人员的无序发展。
记者：您一直在研究深圳的人口，怎么看待深圳的人口表现呢？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吸纳了全国各地的年轻劳动力，使得深圳人口结构相对比较年轻，但是深圳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是不可持续的，无法复制的，毕竟深圳在发展的时候，正好处于国家人口红利好的时期，目前，从整个国家来看，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放缓，将来会逐渐消失，很难有一个城市能够吸引大量的年轻劳动力。
记者：未来能否通过移民来实现区域间的平衡？
陆杰华：相对比较难的，因为一个地区受到了鼓励，享受了红利，那就意味着其他地区红利期基本消失。第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靠国际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第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给中国提供足够多的劳动力。
记者：那现在鼓励生育是不是必然呢？
陆杰华：将来会成为必然，我觉得第一步是放开二孩，全面二孩，第二步是自主生育，自主生育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客观评估，如果效果还是不明显，就会走进入第三步鼓励生育，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记者：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鼓励生育？
陆杰华：现在有各种鼓励的措施，比如提高产假的天数，但产假关系的是“生”的问题，不太解决后面一系列“育”的问题，下一步就是适当的给予补贴，或建立更多的公立机构来解决，关注后期教育的问题，在孩子的教育成本上给予更多的帮助。
还可以平衡女性生育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女性大部分在生育之后，就会影响到就业，甚至是职业的发展。这也需要政府去平衡，出台一些有利于家庭生育的政策。比如，企业可能因为成本等原因，不愿意雇佣女员工。从经济上，可以用税收来调节，现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是按个人的收入来征收，未来可能按照家庭的人数来征收，对家庭人数多的进行适当减免，从而鼓励家庭生更多的孩子。此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措施，减少家庭的负担，比如优惠租房。最后，我认为要多措并举，光靠一个政策很难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记者：目前全国的低生育率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陆杰华：一个是经济原因，比如抚养孩子的成本；一个是观念的改变：首先，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90后，包括未来的00后，这部分人没有多子多女的观念。现在年轻人目标更加多元化，生孩子不是必须的人生目标。
第二，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式在中国逐渐在弱化，在房贷、车贷下的年轻人可能还需要父母补贴。另外，父辈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年轻人生育的孩子大多都是父辈在带，但是父辈可能觉得他们带一个就够了。
记者：您觉得中国未来的养老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是学习西方的大福利国家，还是依靠家庭来养老？
陆杰华：未来养老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国家主要解决兜底的问题，即收入比较低的、独居或者是五保的人群，还是要靠国家来养老。
但是，家庭还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另外，孩子逐渐变少，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或者是通过社会化服务来进行养老。因此政府要提供相应的服务，让个人和家庭通过缴费获取非基本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