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2.4亿，占总人口的17.3%。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目前，“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不过，我国养老政策不够协调和完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人才匮乏、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9月10日-16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题调研组先后赴河北、上海深入调研，就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建言献策。
农村养老仍是最大“短板”
当调研组来到河北省正定县永安老年公寓时，86岁的赵守勤和老伴正在医务室接受理疗。“在这儿有人照顾，能瞧病，还能和其他老人打打牌、下下象棋，住着舒坦。”赵守勤对全国政协常委、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武献华说。永安养老公寓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共有养老床位300张，辐射周边村庄村民超万人。看着永安老年公寓宽敞安静的院落，洁净明亮的房间，一应俱全的设施设备，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表示肯定，“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增多，这样的养老机构非常必要。”
然而，农村老人能够住进养老机构的还是少数。据永安老年公寓负责人叶小海介绍，目前公寓只入住了210位老人，还有90张床位空置。“一开始我也不愿意来，怕人家说儿女不孝顺。再说，一个人一个月1100块，太高了，要不是儿子给出钱，我们来不了。”赵守勤对调研组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池慧看来，目前我国养老服务的最大“短板”是农村，而传统观念束缚、农村老人支付能力不足是主要原因。
“今年河北省城乡居民养老金将从2017年的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08元。政府部门下了大力气，但这点钱依然是杯水车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表示。
调研组了解到，为了保障农村养老服务需求，无论是河北，还是上海，都在大力推进互助养老。截至目前，河北农村互助幸福院超过3.1万个，服务覆盖70%以上的行政村。到2017年底，上海全市已有500家开展互助养老的示范睦邻点。
不过，河北省民政厅副巡视员曹双平坦言，互助幸福院虽然成本低廉，但没有独立法人资格，也没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化的管理，有些还面临着水电气暖困难，且难以满足老人的医疗需求。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也表示，农村互助养老依然没有实现全覆盖，服务水平依然较低。
场地成“嵌入式”养老最大瓶颈
“老人家，您身体挺好啊？住在这儿好不好？”听到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宝顺的关切的询问，精神矍铄的99岁老人张小堂，竖起大拇指说：“好，这儿住着热闹。”
张小堂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东城街福龄金太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其他养老机构不同，该中心建筑面积只有970平方米、20来张床位，就像一只“小麻雀”嵌入在各栋居民楼中。面积虽小、床位虽少，可这个养老中心却能提供日托、全托、短托、临托、送餐上门、康复保健、家居清洁等多种服务，覆盖周边12个社区的3000多名老人。
“你们的房屋是自己的，还是政府的？”对于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关心的问题，养老中心运营总监汪顺利坦言，这么高的地价、房价，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屋完全由藁城区民政局改建而成，最后由他们负责运营。
“实际上，‘嵌入式’养老机构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是最多的。这样既节约成本，也能让有限的资源效益最大化。”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说。
上海普陀区万里街道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养老机构只有面积1517平方米、床位48张，主要接收社区中的失能失智老人。其目的是通过建立多样化的照护服务体系，满足老人“离家不离亲”的情感需求。“在上海，像这样的微型养老机构，床位常常供不应求。”长者照护之家负责人谭秋玉向调研组介绍。
调研组了解到，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同样是上海“嵌入式”养老的一种形式。与长者照护之家不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一般在1000平方米左右，是包括长者照护之家、日间照料中心、助餐点、护理站或卫生站等在内的“枢纽式”为老服务综合体。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宋依佳介绍，截至2017年底，上海中心城区和郊区城市化地区每个街道至少拥有一家长者照护之家；而到今年底，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将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
“嵌入式”养老适合大城市，但石家庄市新华区盛世天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安兰茹表示，民营资本参与大城市养老最大的难题还是场地难紧缺。所以公办民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比较适合。而且目前，对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身份认定和养老服务组织所得税的减免依然存在问题。
医养结合面临人才、医保之困
90岁的老教授李庆余原本和儿子住在一起，后因出现失智症状，来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祥和和平养老护理院居住。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兰彦对全国政协委员、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说：“李教授的家人选择我们这儿，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医养结合机构，方便老人看病。”
从全国来看，医养结合已成大趋势。
“人老了难免会得病，生命最后大都会失能半失能。如果是我，也会选择到医养结合机构。所以医养结合中的‘医’尤其重要。”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表示。
上海是全国老龄化最高的城市，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8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5.5%。高龄老人的增多对医养结合的需求自然会增加。
调研组了解到，近年来，上海一直在鼓励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截至2017年底，全市703家养老机构中，设有医疗机构的共283家，占比超过40%。
然而，医养结合面临的困难很多。“最大的问题是专业人才缺乏，比如养老护理员，从业者主要是四五十岁的农村妇女，很难招聘到年轻人；现有养老护理员流失也比较严重。”上海市黄浦区豫园社会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胡俊峰向调研组反映。
调研组还了解到，民营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获得医保定点也很难。另外，医养结合中医与养的标准目前界定不够清晰，导致报销难。
“我们这个医院是一级医疗机构，常用药物品种比三级医院少很多，比如常用通便药———芦荟胶囊都不能开。希望尽快增加医养结合机构医保报销药物目录品种。”石家庄市长安区祥和和平养老护理院院长毛运来呼吁。
长期护理险急需推广
“未富先老，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目前最大的困难主要出在中低收入家庭和养老保险基金微薄的农村家庭。
从国际经验看，建立长期护理险（简称长护险）是解决问题之道。
“上海是长护险最早的试点城市之一。在试点基础上，我们从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市推广，走在了全国前列。”宋依佳向调研组介绍，截至2018年6月底，全市累计申请长护险的有12.6万人次。经过评估，符合长护险等级（照护等级分1-6级）的有9.5万人。
“你们的筹资如何解决？能稳定持续吗？”对于钱学明委员关注的问题，李逸平表示，上海在医保基金中拿出1%成立了一个100亿元的长护险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老人报销85%~90%，个人负担10%~15%。在全市推开9个月来，目前运行平稳。
巨鹿县是河北省率先探索长护险的县。调研组了解到，巨鹿县采取的是个人缴费、财政支持和医保基金划拨等多渠道筹资模式，其中财政支持是大头。
“我们县的长护险主要针对重症和失能老人，主要包括机构护理和医疗专护两类，报销比例为65%，最高每人每天可报销120元。”巨鹿县医院福缘居医养中心门诊部主任田月芬对调研组说。
不过，无论是上海，还是河北巨鹿县，目前，长护险都面临一些难题。一个是筹资压力，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和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医保基金本身就面临一定压力，所以上海从医保基金中划拨长护险基金的办法能否持续是个问题。巨鹿县财政收入有限，以财政投入作为主要支点本身压力就较大。
“长护险涉及42个服务项目，有的偏护理，有的偏医疗，在项目设置上有争论。目前，上海申请长护险的只有12.6万人，仍是少数，有不少老人呼吁增加服务项目。”陈燕表示。
精准建言让老人安度晚年
一路走来，调研组一致认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领域既存在“最先一公里”问题，也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应精准建言、持续发力，让老有所养、老而无忧。
“上海、河北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亟待完善的地方。”王培安认为，从两地调研情况看，必须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一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二是重视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三是政府引导，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丁金宏和贺丹呼吁，应将更多养老资源投向农村，丰富养老形式，补齐农村养老这块“大短板”。
武献华建议，必须在养老事业和产业上同时做文章，既要鼓励支持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发展，同时也要在土地、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营利性养老机构一定的优惠，让它们盈利，以此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
“从目前来看，养老机构盈利的非常少，主要原因是机构不够大，带动的养老服务点不够多。”钱学明认为，未来应该大力推进医养一体化机构建设，可考虑依托三级医院或大医院的老年科开办养老机构，然后在各个社区设立养老服务点，这样既能解决专业性的问题，也可以扩大覆盖面，提升服务能力。
“好多政策已经有了，关键看落实。”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建议，对《“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落实情况进行大检查，确保规划落实到位；同时在城乡广泛建立养老信息监测点，收集汇总信息供中央决策。
对于养老护理人才培养，池慧和贺丹都认为，应在职业技术院校中多培养这方面人才，并提高其待遇。白岩松则认为，可在家政服务业中加大对养老护理员的培训。
“不要总等着国家政策，比如养老护理员，各省可以培训认证；医保药物目录省内也可以增补。”张澍建议。
“长护险是缓解家庭养老负担的重要举措，应扩大试点，总结推广。”王培安和武献华呼吁。
